然而，冲突依然存在，因为俄罗斯和美国正在争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地位，为欧亚大陆的宝贵资源而战。这种冲突在俄罗斯边境地区尤为严重，因为这影响着俄罗斯的切身利益。我们正在目睹处于冲突范围内的俄美两国间的新型关系。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是为所有国际体系定义新的组织规则。为了描述这种新型关系，使用“竞争”一词很很有成效，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8年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概念中。在竞争过程中，各国确定世界的组织方式、谁将发起世界上的行动规则以及谁将成为应用这些规则的主要受益者。
从冲突理论的角度来看，竞争分为两种类型，即战略型（侵略型）和敌对型（自然型）。战略竞争是一项积极的行动纲领，有大量资源作为后盾，其目的是对现有平衡进行利己的重大改变。其具有革命性，在短时间内发生，并且对对手的利益构成强烈威胁。
自然竞争则正相反，其具有进化性。同时反应性和机会主义的特点，并且进程相对缓慢。国际体系在自然竞争过程中发生显着变化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自然竞争不会威胁对对手构成致命威胁。
在冷战结束后的前20年中，我们在欧亚大陆看到了美国战略竞争的两个连续阶段。在1990年代，其实行扩大欧洲自由世界秩序的战略。它的具体结果是北约的扩张、欧盟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将后苏联空间的某些国家纳入西方的影响范围。这项政策虽然并非直接针对俄罗斯，但却触动了其关键的切身利益。
在2000年代，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竞争进入第二阶段。美国的重点已经转移至中东。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的共和党同僚是该地区政权更迭的“推手”。在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他们支持激进的变革，并不惜于使用武力。尽管这一政策也并非直接针对俄罗斯，但它同样触动了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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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俄罗斯的精英们一直承受着持续的压力并形成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只有通过实施战略竞争才能实施外交政策，必要时要通过武力和压力来推动。随着巴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美国开始停止在欧亚大陆实施纲领性战略行动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这发生在行动成本以及这些行动对美国自身造成的重大经济和国内政治影响下。在2010年代，美国的欧亚大陆政策开始转向自然竞争。为了应对破坏许多美国盟国政府在中东合法性的“阿拉伯之春”事件，美国被迫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常常自相矛盾，并破坏了其实现自身利益的环境。
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竞争也很自然。然而，正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乌克兰发生了最严重的内政危机，并迅速开始在国际上发酵。美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导致了一代人与俄罗斯之间的最大冲突。然而，美国没有利用这一局势与乌克兰结成军事同盟并在其领土上部署武装部队这一事实表明，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战略意图有限。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入主白宫，美国战略竞争的下一阶段随之开始了。这次是针对中国。在这一战略过程中，美国对其盟国也举行了制裁的大棒，并发动了广泛的贸易战，不仅针对对手，而且还针对其盟友。这也间接影响了俄罗斯的利益。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北溪2号”管道的命运。对俄罗斯的制裁更多地并非出自特朗普的意愿，而是美国政治特权阶层因在2016年选举出一位不靠谱总统而所遭受的冲击的结果。
自冷战以来，就俄罗斯而言，其既未对美国发动战争，也未对美国发动战略对抗。若非如此，俄罗斯现在就会积极参与拉丁美洲事务，扩大其影响范围，并将从利己角度出发寻求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在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的行动是对美国发起或支持的政治进程的回应，主要是在俄罗斯边境地区。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为美国战略竞争的这一阶段画上句号。新总统很可能会放弃对一些对手实施激进路线行动。俄罗斯将有机会观察将专注于内部问题且不会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关改革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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